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会议审议通过的两个重要文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是在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基础上作出的进一步规划，这两份重要文件的出台和贯彻落实，将对我国财税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更趋合理化，为社会经济运转扫清“梗阻”，打下坚实的发展基础。

我国目前的税收体制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彼时通过改革建立起了以分税制为特征的财税基本制度，这一体制使中央政府在当时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财政基础，在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中掌握了充分的话语权。但是，在建立分税制的同时由于未能同时建立起央地两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制度，地方政府在承担的地方事权扩张以后却未能相应提高财权，导致很多地方政府陷于财政困难之中，不得不通过加大行政收费来解困，加重了社会负担。同时，在中央政府掌握了庞大的财权以后，由于监督机制相对较为薄弱，在财政预算上出现了大手大脚的问题，很多中央政府部门出现了“三公”消费膨胀、财政资金浪费的问题，尽管中央已经多次进行治理，但积习难改，这在最近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审计报告中有清晰的反映。

就我国的户籍制度来说，它建立于上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成形时期，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进行社会管理，但它遏制了人员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农民被锁定于农村居住地，无法分享到工业化发展的成果，暴露了较多的弊病。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因素的出现，人员流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尤其是大量出现的农民工，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腾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已经出现松动。但是，由于整体上的改革未有布局，导致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城乡二元化结构之中，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仍然受到歧视，他们要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必须付出比城市居民更艰辛的努力。

因此，对现行的税收体制和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已经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此次政治局会议对这两项改革进行全面布局，特别是其中的“税改”，还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又凸显出这两项改革的紧迫性。“税改”的一个直接目标是调整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税收分配，让地方政府的事权能够和其担负的责任匹配起来，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地方上的事务管理。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则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尤其是让亿万农民通过城镇化的发展，从束缚他们的旧体制中解放出来，与城市居民一起分享到国家进步的巨大红利。“税改”利于理顺政府财事，“户改”利于民众发展，一“官”一“民”都能各自按照自己的本色在社会运行中有序发展，实现两翼齐飞，它对于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运转，其意义自然是非常深远。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现实是，围绕着旧有的财税体制和户籍制度，已经产生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固有利益群体，它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势必会对改革形成阻力。以财税制度改革来说，预算约束的薄弱有利于政府部门得到更多的财政资金，中央政府能够得到过多的税收分成又来源于中央政府握有高于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改革就会对这种固有利益产生动摇。“税改”还要求地方政府在提高税收分成的同时必须按中央的要求积极推进简政放权，放弃通过行政收费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做法，这又会对地方政府在长期形成的这种收费制度中得到的好处产生动摇。旧有的户籍制度则使城市发展可以从农民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当农村居民获得了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以后，企业因此将增加经营成本，从而增加寺方政府经济稳增长的压力。所有这些现实因素，都会削弱固有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这两项改革的推进可能会面临各种障碍。

“税改”和“户改”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两项重要内容，要让这两项改革取得突破，必须做好攻克固有利益堡垒的思想准备。我们看到，最近一年来，中央政府很多部门已经在这方面作出表率，在国务院主导下，已经有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或者下放，这些部门每放弃一项这种权力，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利益削弱了一分。但是，随着这种改革的推进，社会活力的释放、经济动力的增加也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积极效果。从这一点上说，改革就是把已经被固有利益群体固化了的那部分利益转化为全民分享的利益，因此它才能够取得老百姓衷心的拥护。

（海外网，2014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