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国庆典礼，毛泽东为李敦白的“红宝书”签名。

李敦白，美国人，1945年来到中国，其在中国的履历不可谓不风光。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李敦白因偶然的机会进入中原解放区，结识中共领导人李先念和王震。后经周恩来建议，叶剑英亲自手书介绍信一封，让其抵达中共占领区张家口参观访问。在此期间李敦白受到聂荣臻挽留，让他负责面向美国的英语广播，同时又得到中共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的批准，加入中共。

1946年9月，朱德亲自发电报调他到延安新华社工作，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

李敦白在延安备受信任。他亲自翻译了中美关于今后合作与贷款的绝密电文。以至于1949年2月下旬，廖承志交给他一份由刘少奇签署、让他赴北平执行任务的命令时，他心中暗喜，以为此去必是执行与此相关的任务。他没来得及跟妻子告别，留下一张乐观洋溢的纸条：我先走一步，我们很快就会在人民的北平见面。

但有一个细节他记住了。他正在与廖承志聊天时，一位新华社记者拿着一份塔斯社的电报跑进来，说“臭名远扬的美国特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他深感讶异。

斯特朗在苏联居住三十年，曾五次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非同一般，甚至曾因几天没和毛周打牌，闯进政治局会议的会场，惹得周恩来大怒。1946年8月，斯特朗与毛泽东谈话后，毛气宇轩昂发表了“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李敦白到延安后，除了新华社的工作，有一半的时间是陪中文不好的斯特朗采访，给她做翻译，两人曾谋划一起写作《毛泽东传》和一本写给美国人看的中国革命史。

心里揣着巨大的疑惑离开廖承志，李敦白与陪同的“中央领导人”师哲一起上了一辆吉普车。车起初往北行，不久转入一个高墙院落，随行军人对他说师哲有点事，让他进去喝茶。

李敦白刚进到一个房间，就听见外面石板笃笃的声音，门突然被推开，一个杵拐杖的人进来，戴着很厚的眼镜，两眼瞪着他：“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逮捕你，你受美帝国主义的指派前来破坏中国革命。”①

话音一落，马上又进来了几个士兵，迅速而粗鲁地给他换上黑色衣裤，把他推到另一个窗户被钉死的黑漆漆的房间。李敦白几乎晕倒，然后哭了起来。待冷静之后，他觉得党需要他执行特殊任务而来对他进行特殊的意志考验。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人轮流审他，让他交代自己的特务关系。李敦白精神崩溃，出现幻觉，吃墙粉，吃蛆虫。②

李敦白与“斯特朗间谍案”

李敦白在后来的回忆录《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里认为，自己是受了“斯特朗间谍案”的牵连，被当做特务逮捕。

1947年，胡宗南部队轰炸延安时，斯特朗极其不甘心地离开中国。1948年，正在巴黎的斯特朗收到周恩来的口信，告诉她可以返回中国。斯特朗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此文章惹怒斯大林，在斯特朗刚刚抵达莫斯科时即被克格勃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此即“斯特朗间谍案”的来历。

但2015年初由学者沈志华编撰的《俄罗斯解秘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收录的相关信息来看，在这背后，有另外复杂的背景。

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其于1949年1月9日向苏联发出照会，要求苏联出面，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苏联受制于国际形势，不好公开支持中共，但从1948年底至1949年2月，就中共是否与国民党谈判，是否需要外国调停，毛泽东与斯大林有一系列绝密的电文往来。

电文中苏联坚决反对美国参与调停，并征询是否苏联可参与。毛泽东则立场坚定，认为苏联若参与调停，美英等国必然有同等要求，因而坚持中共在不受外力干涉的情况下与国民政府单独谈判。

但就在苏联表态之前，美、英等国提前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充当调停人。这让斯大林恼怒，认为美国之所以提前发声，是中共泄露了绝密的电文内容，中共内部必然隐藏有美国特务。

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此时正秘密访问西柏坡。米高扬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表示抗议，“必须认真对待保密问题，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了。”③

但此提议被毛泽东完全排除，“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同志（苏联派往延安的军医）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

但米高扬坚持认为，“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

米高扬又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周恩来偶然提到，在中共中央机关的编辑部里，有一名美国记者同他们一起工作，该记者通晓汉语，娶了一名中国妻子。

经苏联军医捷列宾确认，这名美国人就是李敦白。捷列宾对李敦白的身份非常怀疑：“他（李敦白）在美国学了三年汉语，就把汉语学得这么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是不可能的。令人怀疑的是，他为什么学习汉语，他用谁的钱来了中国？”

米高扬在1949年2月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详细地讲述了上述过程，斯大林当天立即回复，“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共中央机关编辑部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是一个阴险的美国间谍。我们建议立刻逮捕他，通过他来揭露美国的间谍网。”

他同时在电报里提到斯特朗：“我们非常确信，美国作家斯特朗是一名美国间谍。近年她多次申请到苏联来，好似是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和同情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每次都拒绝了她。事实上她早就在为美国人服务了，她是他们的间谍。我们建议今后不要与她接近，不允许她到中共占领的地区。”④（《俄罗斯解秘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418页）

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将李敦白与“斯特朗间谍案”联系在一起。

中共对此作如何反应呢？

在斯大林发回电报之后第二天，1949年2月5日晚，米高扬与毛泽东例会，参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在讨论党内形势的间歇，米高扬再次提起李敦白，以及斯大林对李敦白的判断。

任弼时回忆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介绍留下的。

米高扬随即对毛泽东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头子，应该把他抓起来”。

米高扬在当天的会谈纪要中写道：“有关李敦白的这一消息引起了惊奇的呼声：是的！是的！”⑤

1949年2月14日，斯特朗在苏联被捕，囚禁五天后驱逐出境。几天后新华社获悉该消息，李敦白被当作特务逮捕。

毛泽东亲自向李敦白致歉

李敦白被捕后，他在漆黑的房间里自己分析被捕原因，认为党对他不信任是有原因的。诸如他胆小，延安一被轰炸他就吓破胆到处躲，还经常违反已婚夫妇周末才能团聚的规定，跑到播音员妻子那里过夜等等。最后，“把自己当作整个事业的一员”的想法安慰和鼓舞了他，使他得以支撑险些塌陷的六年，“党审查我是正义的”，他说。

1953年，斯大林去世。两年后，苏联公开承认所谓的“斯特朗间谍案”是一个错案。随后不久，公安部七局局长凌云向李敦白宣布，无罪释放，并代表中共正式道歉。⑥他顿时放声大哭：“不要道歉，不要道歉”，“我不能让中共的声誉因为我而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

1964年1月，李敦白作为政治红人再次被起用，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翻译工作。一次他与斯特朗等人一道到中南海做客，毛亲口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冤枉了李敦白，并致歉。⑦

注释：

①李敦白徐秀丽：《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67页，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②李敦白徐秀丽：《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69-72页，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③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秘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417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④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秘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418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⑤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秘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436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⑥李敦白徐秀丽：《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77页，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⑦李敦白徐秀丽：《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91页，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杨敏